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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展现的一段离奇往事

编者按：克罗地亚导演伊戈尔·贝齐诺维奇2025年的纪录片《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拿下了第54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最高荣誉金虎奖及费比西影评人奖，并于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展映。

影片呈现了意大利诗人、贵族兼军官加布里埃尔·邓南遮进军占领阜姆自由邦的历史。这是史上最离奇的统治之一，但它在整个欧洲开启了一个表演型政治的新时代。导演贝济诺维奇通过采访搜集民间对这段历史的零散记忆，更邀请普通市民以自己的方式表演、体验邓南遮占领阜姆的时刻，从而揭示出法西斯主义隐秘的内在结构。

克罗地亚导演伊戈尔·贝齐诺维奇的纪录片《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讲述了其故乡里耶卡市（旧称阜姆）历史上的戏剧性时刻：1919年9月12日，因不满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将意大利人口占多数的阜姆移交南斯拉夫王国，意大利唯美主义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率领约2600名极端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进军阜姆，开启了他16个月的荒唐统治。

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

阜姆进军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上都可算是一桩咄咄怪事，一位久负盛名的诗人，竟自行卷入现实政治，用他的美学建立起世俗统治。在他为阜姆拟设的《卡纳罗宪章》中，音乐被定义为“宗教与社会机构”及“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恰如德国中世纪史学家恩斯特·坎托洛维奇在其名作《国王的两个身体》中所论述的，将主权者，即国王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二分的法学实践，为现代国家所继承，进而形塑出一种政治神学。透过象征式的，美学式的隐喻操作，国家被赋予了某一整体性的韵律。由此，《卡纳罗宪章》中对韵律、音乐、艺术的强调，并非诗人的呓语，而是为这新共同体雕塑 政治身体，建立集体想象的尝试：阜姆从一座城市，变成了主权者邓南遮自然身体的延伸。它的街道将成为血管，涌动着词语的血小板。

1919年阜姆。中间拄拐杖的是邓南遮，身边的士兵不少来自意大利皇家陆军的阿迪蒂突击队。

这场社会实验般的政治尝试，使得邓南遮被广泛视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前驱。纪录片《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透过邀请里耶卡市民实地再现占领期间留下的影像资料中的场景，以今昔对比的戏谑，揭示出法西斯主义隐秘的内在结构。

导演没有使用专业演员，甚至故意保留市民们演出时的走神、笑场、口误。在邓南遮麾下军团战士一帧严肃的集体合照之后出现的，是参演志愿者们集体开小差，玩手机的场景。历史照片里的人山人海，与拍摄现场的门可罗雀，亦恰成对比。

1919年9月，阜姆居民欢迎邓南遮与他的伙伴。

这场进军，被贝齐诺维奇还原为一场闹剧。然而，当贝尼托·墨索里尼乃至阿道夫·希特勒重演邓南遮的戏剧化手法：仪式化的宏大场景，对古代传统的挪用，高度修辞化的宣传话语，这场闹剧就演变成20世纪的可怖梦魇，乃至西方文化的总体危机。法西斯主义将生活翻转为一个个政治剧场，以庸俗化了的文学美学原则进行统治。故而二战后，西奥多·阿多诺曾断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以反理性，反传统为要旨的现代主义美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要为20世纪的灾异负责？从邓南遮到意大利未来主义者们的诗歌书写，几乎都沐浴在世纪末的颓废光线之下，只不过，邓南遮的世界，是水晶灯、豪华马车与歌剧，未来主义的世界，则是飞机、炮火、下水道、数学公式和路灯。意大利未来主义先驱之一的菲利波·马里内蒂，在其于1909年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中写道：“文学自古以来一直赞扬停滞的思想、痴迷的感情和酣沉的睡梦。我们赞扬进取的运动、焦躁的失眠、奔跑的步伐、翻跟头、打耳光和挥拳头。”因此，他歌颂“作为清洗世界唯一手段”的战争，歌颂侵略、冒险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肆意妄为，因为“离开斗争就不存在美。任何作品，如果不具备攻击性，就不是好作品。诗歌意味着向未知的力量发起猛烈的进攻，迫使它们向人匍匐臣服”。

影片海报

邓南遮那以繁复辞藻装饰的诗学，被未来主义者剥开，裸呈出其本质的异化倾向：技术崇拜，使得主体迈入自虐般的自我否定，并将此种自毁上升为美学。尽管，纪录片《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更多聚焦这位诗人在现实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而较少从邓南遮唯美诗学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处着眼。但纪录片亦或多或少地表现了这位诗人的美学趣味：他所习惯的高级文化，歌剧、诗歌、古典主义油画，已逐渐沦为如空无的蝉蜕般纯粹的形式。

影片剧照

当然，贝齐诺维奇此片并非仅在表达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此类反法西斯题材的影视作品，早已汗牛充栋，它们往往更倾向聚焦法西斯主义的完全形态，即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主张。而在邓南遮那里，法西斯主义还是一个雏形，人们时常将他的这次行动，视为历史的一段插曲。

因此，贝齐诺维奇更想从本地的视角出发，为阜姆人，或里耶斯人保存一份历史记忆。当我们叙述阜姆进军时，我们时常以外部角度思考，将邓南遮视为这一历史事件的主体。而《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中的几位叙述者，始终是那些被迫陷于沉默之中的阜姆市民。在历史发生的当下，他们不得不成为客体，成为从那个单一、均质的政治身体上脱落的皮屑。现在，他们却可以用笑声解构、反讽那次进军，可以窥见法西斯主义本质的虚无与空洞。这部纪录片，遂成为一部政治喜剧，让人们能够铭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