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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上海抗战遗迹|最好的纪念,就是继续使用这些剧院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上海曾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城市各处留下了当年的抗战历史遗迹。在“寻访上海抗战遗迹”系列稿件中,我们来到历史现场,回望80多年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那些时刻。

对空间最好的纪念,就是重新使用它。今天的长江剧场和黄浦剧场依然是演出场所,这是非常宝贵的。在今天,还可以策划举办“抗战戏剧季”或“孤岛戏剧回顾展”,重新排演当年的经典剧目。让观众在同一个空间里,跨越时空,与当年的演员和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在北京东路与贵州路的转角处,一座灰白立面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已经伫立了九十多个年头。1934年,由华盖事务所建筑师童寯设计的金城大戏院在此落成。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首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首次唱响,让这里成为了国歌诞生地。1957年底,金城大戏院更名为“黄浦剧场”,由周恩来总理题写馆名并沿用至今。如今,黄浦剧场既是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设有中剧场和小剧场,举行各类文艺活动,作为中国电影和戏剧发展的见证,续写着它的故事。

黄浦剧场(原金城大戏院)

走进今天的黄浦剧场,若是当天有演出,定会遇上不少来看戏的年轻观众,外面通常贴着最近正在上演的剧目海报。从北京东路上的大门进入剧场,一幅汉白玉雕刻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艺术浮雕映入眼帘。剧场利用弧形楼梯二楼与回廊设计出一道历史长廊,展示“田汉、聂耳创作国歌情景”“国歌大事记”“国歌与金城大戏院”“国片之宫”等老照片与历史资料。从剧场位于贵州路的一侧走上台阶,能看到一块“《义勇军进行曲》首次播放处”的铭牌。

金城大戏院上映《风云儿女》时的广告

在上海“孤岛”时期,还有更多的影院、剧院与金城大戏院一起,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中国的文化界人士在上海以笔为戈,自发形成文化抗战。如卡尔登大戏院(今长江剧场)、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恩派亚大戏院(后来的嵩山电影院,已拆)等,都是上演抗日救亡戏剧的重要场所,是民族文化韧性与抗争精神的象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潘玥从事建筑遗产保护研究,在她看来,上海的抗战建筑图景不只是那些英雄地标,而是由多维度的建筑与空间构成,其中,“文化与宣传阵地”是上海“孤岛”时期留下的最独特的一类建筑。

舞台上的精神堡垒

抗战期间,话剧发展兴盛,从“新青年”们的文学探索与自我表达,演变为一种“下沉”到中国社会的“艺术的武器”也造就了一个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卡尔登大戏院、兰心大戏院、恩派亚大戏院等剧场,成为了抗战文艺活动的见证。

在《抗战时代生活史》一书里,名医陈存仁作为抗战亲历者记述了抗战期间大上海的众生百态。他曾写道,“从前上海有一个由唐槐秋领导组织的‘中国旅行剧团’​,在卡尔登电影院演出话剧,因为剧本好,演员好,以及音响效果好,所以把大批电影观众都吸引了去,生意好到要几日之前订座,否则就有向隅之势。”

长江剧场(原卡尔登大戏院)

卡尔登位于派克路(今黄河路)21号,由邬达克设计,初期专映欧美电影,后来也接待戏剧演出。1935年6月上旬,复旦剧社在卡尔登演出话剧《委曲求全》,连续三日场场满座,开启了卡尔登大规模演出话剧的帷幕。1936年4月,唐槐秋组织的中国旅行剧团在卡尔登演出《茶花女》《雷雨》,如同陈存仁所回忆的那样,剧团在当时日夜场连演十天,轰动一时。1941年10月10日起,上海职业剧团在卡尔登演出曹禺编写的抗战剧《蜕变》,讲述了一家伤兵医院的变迁,歌颂女医生丁大夫投身于抗日的事迹,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荒岛英雄》《秋海棠》《自由万岁》等多部话剧在卡尔登上演,尤其是《秋海棠》,陈存仁写道,“照卡尔登普通售座的常例,预售票以三天为限。但是《秋海棠》上演之后,天天挂出一块牌子,写着‘今、明、后三天满座’​,这种盛况,真是向所未见。”

国泰电影院(原国泰大戏院)

上海沦陷时期,电影院时常无片可映,而国泰大戏院不仅增设了放映场次,还与其他影业联手,成功抵制了美商的垄断片租和低片租账率。另一方面,没有电影上映的时候,一些戏院为话剧演出提供了机会。“上海有一个演出舞台戏设备最完善的兰心大戏院,这时也改演话剧,编剧有姚克等,后来张善琨主持演出的《文天祥》​,就是在兰心戏院公演的,这在话剧史上都是不可抹杀的。”陈存仁在书里回忆道。早在1907年,中国首个话剧团体春阳社就在兰心大戏院首次上演了《黑奴吁天录》,兰心因此被戏剧家欧阳予倩誉为“话剧在中国的起点”。1929年,戏院迁址蒲石路与迈尔西爱路(今长乐路与茂名南路),这座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剧场至今依然伫立。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洪宣娇》与《文天祥》等剧目在兰心大戏院的舞台上,传递了救亡图存与团结抗敌的坚定信念,而建筑作为坚固的外壳,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堡垒。

兰心大戏院

战火中的避难所

1937年8月20日,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在卡尔登大戏院召开大会,宣告组建13个救亡演剧队,分赴全国各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演出活动。沦陷时期,上海的话剧人曾在黄金大戏院等处举行联合义演,为难民和新四军筹集款项。

黄金大戏院,1951年3月改名华东大众剧院,1954年改名大众剧场,1994年拆除。图片来自“上海黄浦”微信公众号

在恩派亚大戏院、金城大戏院等剧场,剧院建筑以其坚固和宽敞的特点展现了空间韧性,成为了战火中的避难所与收容所。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许多工厂、学校、民房被炸毁。原沪东临青学校部分学生在老师带领下躲进租界,在恩派亚难民收容所避难。这些孩子自发组织起来,在难民收容所里教难童唱歌、识字,又走上街头演讲、唱歌、演戏,去医院慰问伤兵。9月3日,“孩子剧团”在恩派亚的收容所中正式成立。他们去各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和工厂、学校、里弄,开展各种抗日演讲、演剧、歌咏活动。

震旦大学卢家湾校区最初的建筑(自左至右):教授宿舍和图书馆,校长室和土木工程校舍,化学教室和大礼堂,学生宿舍

1937年10月,“孩子剧团”从恩派亚难民收容所迁到上海国际救济会开办的“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当年的震旦大学(今重庆南路227号“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操场上。上海沦陷后,“孩子剧团”22人离开上海,开始徒步长征,一路宣传、演出,从1937年至1942年,这群平均年龄十几岁的孩子行程8000多公里,足迹遍布八省区57个县市,演出街头话剧500多场,被茅盾誉为“抗日战争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

《申报》刊登《怒吼吧,中国!》演出海报。图片来自“上海黄浦”微信公众号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金城大戏院曾一度停业,作为难民收容所。1938年3月,重新恢复放映电影。在抗战时期,剧院成为了隐蔽的集体场所,文艺工作者们在这里进行着隐形的抗战活动和宣传。在《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一书中,作者邵迎建记录了当时的“文化抗战”,例如《怒吼吧,中国!》在黄金大戏院的演出。1933年,该剧曾由左翼剧人在上海演出,而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一周年之际,日伪当局要做一次反英美话剧宣传,文艺工作者在“打倒美英帝国主义”口号的掩护下,宣泄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懑。1945年,在兰心大戏院,为抗战辍演八年的梅兰芳首次复出,演出昆曲《刺虎》。

“在四面伏敌的‘孤岛’,近千中国人共聚一堂,时而怒火燃烧,时而热血沸腾,台上台下,同喜共忧。这场面已经不是在演戏看戏,更像一幕带有示威意味的集体爱国仪式。”对于抗战时期的上海戏剧,邵迎建评论道。剧场演绎着抗战时期的真实人生,庇护着人们的生存,也记录着他们的抗争。

让历史与当下重新连接

如今,这些战火中的剧院几经更迭,在上海的城市肌理中获得新生。易名后的黄浦剧场、长江剧场、国泰电影院等以新的方式延续着舞台的功能,兰心大戏院则在几次修建中守护了自己的历史。今年5月,黄浦剧场被列入第十批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对于更多像黄浦剧场一样的建筑遗存,如何在今天使用的同时,传承它曾经的历史?

在潘玥看来,这涉及“活态遗产”传承的问题。“建筑是物质的,但它承载的记忆和精神是非物质的。对于这些功能已经改变的剧院来说,传承历史的关键在于激活其非物质文化价值,让历史与当下重新连接。”对此,她认为可以从几个层面入手,“第一,最基础往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在建筑的显著位置设立解说牌。这块牌子不能只是简单地介绍建筑的历史信息,而应该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讲述具体的故事。”例如通过扫码阅读一段上海“孤岛”时期的剧评,看到一张演出海报,甚至是演出片段。

“第二,对空间最好的纪念,就是重新使用它。”潘玥认为,今天的长江剧场和黄浦剧场依然是演出场所,这是非常宝贵的。在今天,还可以策划举办“抗战戏剧季”或“孤岛戏剧回顾展”,重新排演当年的经典剧目。让观众在同一个空间里,跨越时空,与当年的演员和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在场’的体验是任何书本和展览都无法替代的。”潘玥说道。

“第三,将历史故事嵌入到建筑的新功能中。剧场的休息厅、咖啡馆可以设计成小型展览空间,陈列当年的剧照、剧本手稿、剧作家生平介绍。将经典台词、道具元素融入到室内设计中,让人们在看戏、消费的同时,不经意间就能与历史相遇。”与此同时,对于黄金大戏院、恩派亚大戏院等在城市变迁的过程中已不复存在的建筑,潘玥建议广泛收集相关的文献资料,利用虚拟技术在线上重建消失的文化地标。

“对上海城市的精神品格而言,抗战的历史不是关于‘屈辱’和‘悲情’,而是关于‘抵抗’‘坚韧’与‘智慧’的。”潘玥认为,抗战建筑值得被系统地保护和研究,在这之中,剧场建筑无疑是重要的一章。

恩派亚大戏院,1956年更名为嵩山电影院,1994年,嵩山电影院被拆除。图片来自“上海黄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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