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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电影周”收官，电影返璞归真重拾诞生之初的惊奇

编者按：6月27日，随着“一带一路”电影周长三角展映的落幕，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也正式收官。本届电影周以“跟着电影去旅行”为主题，依托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全球影响力与浦东的“桥头堡”优势，实现“从文化节庆到产业集聚”的战略升级。本届电影周不仅展映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多元影片，更通过国际影人交流、文化产业论坛等活动，为浦东打造全球文化艺术开放交流区注入动力。

1895年12月28日，巴黎一众名流受卢米埃尔兄弟之邀，来到卡普辛大街14号大咖啡馆的地下室。他们看见，在一张硕大的白布上，浮现一帧帧影像。当银幕上的马车向观众迎面驰来时，一位女客竟害怕得忽然站起。这便是电影诞生的时刻。这些源自欧陆的短小、缄默的黑白影像，如同一颗蒲公英种子，在130年后的今天，已然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形成一种普适的图像语法。

然而，主流的电影史叙事，往往更关注欧美电影的进展。好莱坞以其成熟的电影工业范式，形塑着人们对娱人耳目的商业电影的理解。后发国家各具特色的电影艺术，则蜷缩在电影史教材的脚注里。但刚刚落幕的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电影，得到了特别关注。其间，有独立的“一带一路”单元，展映来自这些国家的优秀电影。不仅如此，18日下午，“一带一路”电影周在浦东新区申迪文化中心正式启动，将涵盖影片展映、文化与产业圆桌论坛、“魅力浦东之旅”文旅体验、“一带一路”生活市集等影视与文旅相结合的系列活动。

“一带一路”电影周相关活动

“一带一路”电影周相关活动

在这些电影中，我们可以窥见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谓的“地方知识”。在历经多年的东南亚民族志工作之后，他在《深描说：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一文中总结道：“对民族志来说，理论的职能在于提供一套词汇，凭借这些词语，符号行为关于其自身——也即是说，关于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所要说的得以表达出来。”之于格尔茨，并不存在一个统设一切的总体理论，而对这样一种宏大理论的想象往往带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我们需要在理论中发明一种本地的眼光，并透过这种眼光，重新理解西方经验中的诸种常识。由此，“正视社会行为的符号层次——艺术、宗教、意识形态、科学、法律、道德、常识——并非逃避生命的存在难题以寻求某种清除了情感之形式的最高领域；相反，这正是要投身于难题之中。”

“一带一路”电影周相关活动

“一带一路”电影周相关活动

电影节期间展映的马来西亚导演里德万·赛义迪的《吉隆坡的眼泪》，显然是一部需要透过本地的眼光来理解的电影。其图像与叙事，如同晦涩的织锦。只有熟悉吉隆坡文化场域的混杂性的人，才能看清这些织锦的纹样，若非如此，我们就只能看到这些瑰丽图案的背面，受困于一丛又一丛的图像线头。譬如，人物对白与独白时所使用的英语、马来语、粤语、普通话等，标识出吉隆坡社会人口构成的多元性。影片中的每个角色，都来自不同的族裔，有着不同的信仰。他们之间的连接是相当浅淡的，如同波德莱尔在《一位擦肩而过的女子》一诗中描写的场景，让他们产生联系的，是被留存在一个个瞬间的相遇与体悟。因此，作为一部富于实验气质的影像作品，《吉隆坡的眼泪》的叙事层面相对较弱。对画面之形式感的强调，人物动作的仪式化、舞台化，构成了这部电影的基本风格。吉隆坡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主角，而那些人物，只不过是吉隆坡这座城市的一个个侧影。

《吉隆坡的眼泪》剧照

与之相比，同期展映的另一部土耳其电影《暗夜边缘》（图尔克·苏尔导演），则是一部结构如19世纪经典短篇小说般精巧的作品。影片透过一个微观切口，讲述了发生在2016年土耳其的未遂军事政变。政变发生前，出身军事世家，正在军中服役的锡南，接到了将其兄长凯南押送至军事法庭的任务。 影片的整个故事，就发生在押运任务前后，时间跨度极短，只在两昼夜之间，场景也高度集中，仅仅是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军事基地与荒凉的公路。观众仿佛置身于那场混乱的军事政变之中，和主角一样迷失方向。这是一种高度戏剧化，近乎古典主义的技法。这部电影没有像《吉隆坡的眼泪》一样，让观众置身于难题之中。《暗夜边缘》虽然采用了土耳其本土的地景，征用了土耳其现代史上的一个戏剧性时刻作为背景，但其核心母题，却是超越地域之外，能够为绝大多数国家地区观众所理解的兄弟情谊。

《暗夜边缘》剧照

观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电影时，我们时常难以把握地域想象与普世情怀之间的微妙平衡。 因为正如格尔茨所言，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放之四海皆准”的道德、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所以，若将这些电影放在后殖民主义的透镜下加以检视，我们会发现《吉隆坡的眼泪》背后，潜藏着某种对城市文化主体性的焦虑：每个人物的自我叙事，都在不断地遗忘与重建之中，直到抵达他们所共在的吉隆坡，并坚定地说出，我就生活在此时此刻，这部电影才算真正完成。而里德万之所以无法从一系列近乎碎片的影像中，黏合出一个完整的叙事，正是因为他想要在电影中保存这种主体性尚未形成时的焦虑感。

但将这些国家的电影猬集于一处，加以展现，如此做法，的确是在塑造一个更大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个开放多元的文化场域，需要透过“一带一路”来缔造。到那时，“地方知识”依旧坚韧，而电影本身，也会有除了高度工业化、流水线化以外的更多可能，在这些西方中心主义者眼中所谓的边缘地带，电影反而会返璞归真，恢复它诞生之初的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