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陈波（辽宁大学特聘研究员）
作为我国最早也是建设要求最高的自贸区，上海自贸区的开放创新不仅担负着我国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大计的使命，也承担着新形势下我国反对逆全球化，继续推动国际经贸合作共赢战略的新任务。围绕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战略目标，最近一年中上海在贸易、投资、金融、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和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持续推进制度创新，进一步夯实其在国家改革开放大局中的“试验田”作用。
一、贸易便利化与自由化：对接助推全球供应链高效运转面对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大增的压力，上海自贸区继续通过管理机制和智能手段的创新突破，帮助跨境商品流动进一步降本增效。2025年，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推进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构建以“一线径予放行、二线单侧申报、区内不单独设立海关账册、统计高度简化、充分运用数据”为特征的进出境监管制度体系，搭建了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推动管理模式向数字化转型，降低物流运输成本12%，压缩运输时间25%。上海自贸区贸易便利化正从“单一窗口”向“跨境制度一体化”升级，持续提升上海作为国际供应链枢纽的地位。
二、外资准入：从“准入便利”到“全链条优化”我国关于外资准入便利化自由化的创新政策“负面清单”最早就是在2013年的上海自贸区（一期）探索实施的。在过去的12年间，自贸区负面清单逐步实现了“制造业清零”的成绩。对于上海自贸区而言，外资准入的政策创新正逐渐从广度拓展到深度发展，也就是不断开放准入领域的同时，更加重视从制度层面上提升招引外资的质量与效率。例如2025年2月，上海发布《上海市支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提升能级的若干措施》，鼓励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进一步集聚研发创新、财资管理、投资决策、采购分销、供应链管理、共享服务等多项功能，升级为亚太区总部、事业部全球总部等高能级总部。《若干措施》自3月实施后，上海新认定4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其中自贸区总部经济持续发力，浦东再迎13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家外资研发中心，此次获颁证外企扎堆重点产业，高能级总部聚集。
三、金融开放：跨境金融服务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上海自贸区是我国金融创新的首选之地，为我国开放短板之一的金融业探索适合时代需求的开放合作路径作出政策创新探索。在2025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将在上海实施八项金融开放举措，包括在上海临港新片区开展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发展自贸离岸债、优化升级自由贸易账户功能等。这些开放举措体现了上海自贸区在金融领域从“在岸”向“离岸”、从“单向准入”向“双向便利”的跃升。
四、优化营商环境：高效政务与数字监管并举开放型营商环境的改革创新是各个自贸区的共同核心任务之一，对于上海自贸区而言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打造世界一流的公平、高效、开放和透明的营商环境，是上海自贸区一直以来的目标。目前，上海自贸区的营商环境改革已经实现从“流程优化”到“智慧管理”的跃升。例如，2025年2月，上海优化营商环境8.0行动方案发布。新一代“AI政务”系统显著提升了行政审批效率，尤其对中小微企业具有明显利好，降低创业门槛。这些创新举措推动了事中事后监管智能化、差异化，为制度环境营造提供数字支撑。
五、服务业开放：重点行业试点带动结构调整从领域开放的角度而言，服务业开放才是上海等一众自贸区开放创新探索的要点。占我国GDP超过“半壁江山”的服务业长期以来准入壁垒较高，既影响了我国整体服务业的竞争力提升，也成为了国际上诟病我国市场开放不完全的主要理由之一。我国当前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也主要集中于服务业。例如，上海自贸区正在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通过对于重点行业重点项目的开放创新，带动整个服务业的对外开放。2025年3月，浦东外企率先获批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该清单的实施打破了外资准入的“天花板”，特别是在高技术服务领域，为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和专业服务机构提供了制度空间，体现了服务业开放由“被动跟进”向“主动引领”的趋势。
六、数字经济与数据要素市场：制度沙箱推动模式创新数字经济开放和数据要素跨境流动在2013年自贸区建立初期还属于非常新鲜的事务，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了包括我国在内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的核心议题。2025年2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4版）》正式对外公布，涵盖金融、航运、商贸三个领域数据。对在沪设有全球研发中心的跨国企业而言，其制度意义堪比“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于投资。这项制度型创新可望为中国数字经济与国际规则接轨提供了“上海样本”。
在国际经贸合作形势风云诡谲和数字经贸异军突起的当下，以上海自贸区为首的我国自贸区“改革开放试验田”其发挥的作用和面对的压力逾显突出。我们期待着上海自贸区不忘初心，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于自贸区开放创新“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九字方针，一方面全力提升自贸区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向全世界彰显我国在国际经贸合作不确定性大增的背景下坚持全方位开放的鲜明姿态，为实现国际间的合作共赢提出制度层面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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