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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战争”硝烟逐渐散去，伊朗的最大危机并非来自外部

伊朗与以色列、美国之间的“十二日战争”的硝烟如今已渐渐散去，但战争引发的震荡尚未完全平息。7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伊朗正在寻求与美国进行会谈，而且会谈已经安排好了。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8日表示，伊朗没有向美国方面提出任何会谈请求。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7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在谈到伊美谈判能否重启时也说，伊朗对于重启核谈判“没有问题”，但这是有条件的，“我们如何还能再信任美国？如果我们重新开始谈判，怎么能确保在谈判过程中，以色列政权不会再次（从美国）获得攻击我们的许可？”

这场与以、美十几天的军事对抗将伊朗推入自两伊战争以来最为严重的安全与政治危机之中。如今战火虽然暂熄，但随时可能死灰复燃，包括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内的伊朗高层仍有可能再度面临被暗杀的风险。

7月5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参加宗教活动。视觉中国 资料图

7月5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参加宗教活动，这是他自6月以伊战争结束后的首次公开露面。哈梅内伊作为自1989年起统治伊朗长达36年的宗教领袖、政治核心、反美反以旗手和伊斯兰教什叶派世界的精神支柱，对伊朗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在哈梅内伊年事已高、健康不明、多次遭遇暗杀威胁等背景下，其个人命运已成为伊朗国家稳定与否的重要变量。

在战争进行期间伊朗媒体的罕见表态其实已经提出了“哈梅内伊之后谁来执掌伊朗？”的问题。在伊以未来仍有很大可能再次爆发冲突，伊朗同时承受着外部高压和内部裂痕的情况下，最高领袖接班人问题的不明朗，或许是伊朗面临的最大风险。

哈梅内伊仍然面临安全风险

1939年 4 月 19 日，哈梅内伊出生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一个贫寒的宗教家庭，他在八个兄妹中排行第二。他的父亲是来自大不里士的阿塞拜疆土耳其人，母亲则出身伊斯法罕望族，精通《古兰经》，并是萨法维时期著名宗教学者、伊斯法罕学派创始人之一米尔·达玛德的后裔。哈梅内伊从小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育，能流利使用阿拉伯语。

年轻时的哈梅内伊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因追随霍梅尼、传播伊斯兰革命思想、发表反巴列维演讲、散发反政府小册子等原因，六次被捕入狱。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他迅速从一名教士转变为革命体制中的核心人物，担任过总统、伊斯兰共和党负责人、国防委员会成员等多个职务。

哈梅内伊在其政治生涯中经历过多次暗杀或未遂袭击，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81年，几乎致命，其右臂几近残废、声带损伤终身沙哑。此后数十年里，他始终处于严格安保之中，而伊朗体制对领袖安全的高度敏感，也正是源于这一段残酷的历史记忆。

在本次伊以战争中，以色列实施了“定点清除”战术，有迹象显示以方情报与军方部门曾试图将哈梅内伊作为潜在打击目标。伊朗官方也罕见表态“已为领袖遇刺做好制度安排”，这表明在伊朗国家层面首次承认了最高领袖遇袭的实际可能性。

尽管当前军事冲突暂时缓和，但哈梅内伊仍面临持续且现实的暗杀威胁。一方面，以色列长期布局中东情报网络，其摩萨德体系已多次渗透伊朗内部，成功实施精密打击；另一方面，伊朗国内本身存在为数不少的以色列潜伏间谍与地下协作势力。在长期遭受美国及西方世界制裁之下，伊朗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尤其是特朗普第一次上台后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导致伊朗几乎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岛”。高失业率、汇率波动剧烈等问题愈演愈烈，引发伊朗民众不满情绪，加之宗教事务议题引发的争端，导致社会抗议频发。这使得伊朗国内存在对现政权不满的土壤，为以色列的渗透提供了条件。这种“敌我不明”的内外夹击，使伊朗高层面临的安全风险达至前所未有的高点。

接班人疑云成为最大政治宗教风险

与此同时，随着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年事已高、继任者迟迟未定，其接班问题成为笼罩伊朗上层结构的最大政治宗教风险。

伊朗宪法规定伊朗最高领袖由专家会议选举，但该机构长期形同虚设，实权操控者多集中于伊斯兰革命卫队、保守派与强硬派政治宗教人物之间，其公信力与独立性饱受质疑。

目前，哈梅内伊并未正式指定其继任者。多年来，外界普遍认为他的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是接班热门人选。作为一位低调的宗教学者，穆杰塔巴已在精英层中积累了一定影响力。然而，其既无显著的宗教头衔，又缺乏公开政治履历，易引发伊朗社会对于“世袭化”倾向的警惕。而此前一度被视为最有可能接任的总统兼宗教学者易卜拉欣·莱希，已因直升机事故身亡，使原本就不明朗的接班格局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中。

此外，伊朗缺乏一个制度化的“过渡机制”框架，并无前例可循。哈梅内伊本人即通过前任霍梅尼的突然病逝而“临时安排”上位，在缺乏组织竞争与程序正义的前提下，下一任领袖很难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同。这将直接冲击政权的合法性根基，并可能诱发什叶派内部分裂、军政博弈甚至宪政重构。

当前，伊以战争虽已暂时告一段落，但其给伊朗政体留下的裂痕远未弥合。在战争期间，以色列对伊朗高层实施“定点清除”战略，引发全球对伊朗“后哈梅内伊时代”的高度关注。而伊朗国家媒体罕见表态称“已为领袖遇刺做好制度安排”，从国家层面首次承认了最高领袖随时可能缺位的现实可能性。这意味着，“哈梅内伊之后谁来执掌伊朗”，已从伊朗的禁忌话题转变为现实政治中的结构性风险。在缺乏明确继任机制、接班人选高度敏感、宗教人士与军政精英分歧扩大的背景下，任何权力更替的推进都将带来合法性断裂的风险。伊朗正处于一个“制度未革新、核心或将缺位”的历史交叉点。

从1979年到今天，伊朗政体经历过战争、制裁、未遂政变与抗议，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在外部军事打击与内部权力疑云之间摇摆。伊朗学者也预测，以色列极有可能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战争阴云与重重困境相叠加，是军人接管政权，还是教士集团分崩离析？答案或许仍在酝酿，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已再次走到了一个面临抉择的历史节点。

（赵锦浩，伊朗问题研究者，山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